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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文来自《五一在美国大街上问中国：结局意外！很多人根本不反华，反而挺懂》评论区，标题为小编添加】

美国的中产阶级，如果你跟他们个人进行接触，基本都会觉得他们是非常nice的，理性、包容、有礼貌。但同样是这些人，混在名为“选民”的人群里，就会把自私、易怒、极端的另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作为对比，中国的中产阶级，在个人的素质上，大多是不如美国这种富了几代人的中产阶级的，相信大家在生活中都有感触。但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，却表现出勤劳、善良、理性、包容、勇敢的整体品质。

平均素质较优的个体，组织起来却成了更劣质的整体，是什么原理？

问题就出在“组织方式”上。

中国数千年来，包括当代在内，一直致力于构建和谐、有序、集体主义的社会形态。这种组织形态，是基于农业文明依靠有限土地和资源谋取生存发展的特点，采取的是“整体成本最优化”策略，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优先实现，以集体的发展来带动个人的发展。因此，尽管中国人口众多、个体素质和利益诉求层次不齐极为复杂，但中国人历来受到的教育和熏陶就是：家国为先，匹夫有责。在增量空间不足、或者面临重大外部挑战时（这也是人类历史的常态），这种组织形态的社会具有更强的韧性和生存力。

美国的历史和成功路径则决定了它完全有别于中国，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追求和底层逻辑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形态。将个人自由置于最优先地位，国家机器和法律只是为了协调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存在，说白了就是政府不负责让我过的更好，而只负责确保我在过得好的同时不会侵犯别人的利益，也确保别人不会侵犯我的利益。那么我对政府的期待会是什么呢？对了，那就是：我过得好，政府尽量少管我的闲事；我过的不好，政府就得多救济我。表面看这逻辑没错，问题是，美国的立法和行政权力都是把控在“过得好”的人群手里的，美国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公权力必须最小化，给“过得好”的人让出最大空间。这种组织形态，遵循着达尔文主义，在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红利时期，可以最大化激发社会的创新活力，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去开疆拓土。但两百年时间毕竟太短，也就一个历史的波峰而已，当人类又来到一个发展瓶颈，先发者和后发者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上时，自由主义在效率上的浪费、在力量整合上的软弱，就无法视而不见了。

美国人几十年来对自己的生活水平都是牛市预期，即：“我过得很好，即使现在不好也只是短暂的低谷，很快又会变得很好”。当代美国人对于“霸权终结意味着什么”完全没有概念，他们坐的过山车才刚刚过顶，还没进入高速俯冲呢，要让他们对政府的期待有整体转变、对社会的组织形态有全面反思，依我看，还早了几年。

说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，为什么一个个非常nice的美国人，组织起来却成了世界上最傲慢、最自私、最贪婪的一个国家？

因为他们是一盘散沙。再圆润的沙粒，随意粘在一起形成的砂岩，也会硌手。反之，再粗糙的晶体，如果依照规律和秩序来生长，也可形成光滑如镜的晶面。